百多年前拋頭顱爭八小時工作 時至今日勞動充權步伐仍遲緩

文:蘇嘉豪 Sulu Sou

五一之於澳門,有其特殊意義。回歸後有一段長時間,五一更是抗爭符號,每每揭破繁華表象,讓外地人見識澳門鮮有咆哮的一面。賭權開放牽動了整座城市的命脈,影響極其深遠。可是,不少人較以往豐裕的物質享受,伴隨著庫房水浸而來的社會福利,仍然無法掩飾居民難以分享經濟成果的事實,經濟增長數字與居民生活質素之間,存在很大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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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香港am730

五一起源——拋頭顱灑熱血的歷史

今天的五一,或許只是純粹一個互道「快樂」的公眾假日;但國際勞動節的起源,是百多年前一段拋頭顱灑熱血的歷史,而且那段歷史到今時今日尚未走完。19世紀中後,全球工業化帶來大量就業機會,但也奏起勞動者的哀歌,工資低廉、工時超長、工作環境惡劣、工業傷亡不斷,促成了當年以歐洲為主的工人運動的興起。直至1886年的五一,美國芝加哥工人上街叫喊的正是「八小時工作制」,幾日後和平集結演變成警方鎮壓,流血收場,史稱乾草市場慘案(Haymarket-Tragödie),多名工會領袖被判囚甚至死刑。三年後,1889年第二國際通過重要決議,將五一列為國際勞動節,提倡肯定勞動階層對社會與經濟作出的重大貢獻,並繼續以「八小時工作制」為主要旗幟。

可悲的是,當年必須以性命來提倡的願望,時至今日在許多地方尚未實現。不講遠的,香港多年來仍就標準工時立法爭論不休。即使本澳《勞動關係法》有分別訂定每日和每週正常工作時間,但超時工作甚至超時工作不被補償依然常見,就連政府部門也出現:曾有大批文職人員多年來被安排在工餘時間代表部門出席社團活動,卻無分毫法定補償,官員公然將之詮釋為「自我增值與學習」;保安部隊的輪班人員奉行「返8(小時)抖24」制,卻長年無法享受大部分法定的公眾假日,除非享受年假期間橫跨有關公眾假日,有主管竟稱「食得鹹魚抵得渴」,令此風習非成是……若連政府部門也如是,更難以想像私人企業,不知從何時開始形成「準時收工有問題」這樣一股文化——或許先來自老闆的壓力,再內化成一種自我約束。

以中小企作擋箭牌壓下勞權此風不可長

澳門在1998年訂定的《就業政策及勞工權利綱要法》早已隱含不少普世價值,第二條開宗明義就業政策應其中建基於「尊重勞工權利和認同工作的社會價值」,其他例如促進社會公正、同工同酬、維護勞工權利、消除失業、協調解決勞務衝突等價值與目標,也明列在後。不過回歸後眾所周知,商界與政府關係更為千絲萬縷,官商一體的結構下,令突如其來的巨大財富出現分配不均情況。荷包脹了不少,但購買力反而變弱;所謂全民就業,浮現各行業的「在職貧窮」——這都是回歸後的不爭事實,也凸顯了重大的社會矛盾。更甚者,商界壓力底下,勞動充權步伐遲緩,連《綱要法》明訂須「確保最低工資及其定期調整」,20年後的今天,仍只有一行業兩工種(物業管理的清潔和保安員)而且從未調整的最低工資(時薪30元),其他行業逾萬人收入低於最低工資但遭排除在外。

除了最低工資,政府口說修法保障週休日與公眾假日重疊可獲補假、符合國際標準的有薪產假及侍產假日數……這些已經達成社會共識的部分,多年來卻只聞樓梯響。《基本法》第27條明訂要保障居民享有組織工會及罷工權利,但面對勞權損害到既得利益,商界與其他保皇黨也只能「身體最誠實」,屢次無理阻撓《工會權利法》的訂立,再看他們天天叫喊要恪守《基本法》云云,還有比這更諷刺嗎?而每當社會熱議如何更好地保障與擴充勞權,總會冒出一些商界代表,義正詞嚴地以中小企作為「擋箭牌」:「實施最低工資,中小企很慘;增加各項假期,中小企會倒;實現工會立法,中小企好亂……」他們對大商家一路加劇中小企租金、人力資源等經營負擔的事實避而不談,反而將矛頭瞄準勞動階層,此風絕不可繼續助長。

百多年前,因為工運而被處死的其中一人喊過:「我們的怒吼今天給他們鎮壓下去,但總有一天這鎮壓後的沉寂,將會引爆出比今天大千萬倍的力量。」百多年後,世界變了很多,物質和科技步伐快得喘不過氣,但勞動者仍是處於弱勢。無分基層、中層,勞動者的自覺與覺悟,拋開「打工仔」、「打工女」先天必須盲從老闆的宿命論,面對永恆的壓迫與不公,不息的團結與抗爭相信是最好的回應。

原文載於2018年5月4日《訊報》「正本清源」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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