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晰選官制度唯才是用與民共議降溫熱廚房

文:蘇嘉豪 Sulu Sou

官員選任標準的不清不楚,問責又鮮有問到大官,加上行政攬權,滋生近親繁殖風氣,識人好過好識字,一直都為公眾垢病。當選官以關係為先,能力為次,施政自然容易失誤,屢屢撞板或者索性不作為,因而失去的民心亦非朝夕可以挽回。繞一個圈,政府為了保有管治威信,不得不繼續選任「信任的人」。久而久之,官場煉成一座「熱廚房」,公職人員眼見無上流前景,壯志雄心被陰乾,外頭的有志者更不願,也不敢為特區貿然赴湯蹈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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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力報

亂選官積重難返致難選官

  近年官員代任情況時有發生,由代處長到代局長,一些「三煞位」代完又代。單是今屆新班子上場後,運輸工務司要湊夠屬下十幾個正局長,也費了不少心力。最經典的,莫過於主管輕軌建設、施政焦頭爛額的運輸基建辦公室,換屆後可謂樹倒猢猻散,全部領導官員離任,部分重返公務員實位,部分更挺進博企,年薪逾百萬。選官難,也是亂選官的苦果。坦白說,這樣的「熱廚房」,薪酬待遇未必好過外面的大公司、大企業,而且一入官場深似海,領功輪不到你,社會罵名一大堆,官場陋習積重難返,官僚程序又綁手綁腳,一些有志者打死不來。部門領導空缺,特首空降其他官員,甚至安插自己人入局,一切都變得「名正言順」。

  如何為公職人員創造看得見,而又可以一展抱負的上流前景,固然有助逐步疏理一些部門,以至整個行政架構青黃不接的現象。不過,由公務員晉升領導主管也非鐵律。公職出身的官員因其官僚屬性,施政、決策難免傾向穩紮穩打,要突破官僚思維並非易事,但所謂「穩陣」的另一個面向就是「因循」。因此,亦有說,英雄莫問出處,官職有能者居之。即使空降或許更能跳脫的公職體制外人士,只要前提是有明晰的選官制度,也不全然是壞事。只要其確切具備相關的專業資歷,行政管理能力當可由副手補足。但特區歷屆政府,鮮有由學者、專家甚至關注人士出任部門領導,這又要回歸到「熱廚房」這個惡性循環的討論,「一身清白」的學者與「藏污納垢」的政府,怎說也是格格不入。

開放政府與民共議挽人心

  要改革選官制度,每項方式均有利弊。台北市長柯文哲上任之初,曾大推「自己的局長自己選」的概念,透過「i-Voting」(網絡投票)遴選市政府部門首長。當年首波推行的是「勞動局長全民票選」,備選人其中一個要件是從事工會及勞工運動組織,勞動行政或勞動相關學術專業,且有滿5年以上經歷的工作證明。經遴選委員會的書面審查和勞動對談決出多名備選人,再經年滿18歲的台北市民或工作場所在台北市的人士進行票選,最終當選的是有多年經驗的勞工社運組織者。不過,新事物難免也引起不少爭議,例如遴選委員會的獨立性、投票率不足,可謂姿態重於實際,但原則還是在於「開放政府」的施政態度。

  不賢者而居高位,播其惡於眾。為官者,理應為民服務,但特區歷屆政府選官不清不楚,公務員和市民作為最大利害關係人,往往淪為被知會對象。這源於政府長年營造高高在上的形象,不僅將公務員當成伙計,連公眾也似乎成了「政府的下屬」,對「上司」的選任毫無發言權。不只選官,據多年來行政攬權的實際情況,特首須「神通廣大」到委任所有政策範疇的所有領導官員、諮詢委員,還有部分立法議員。獨攬委任大權卻無適當制衡與共議,過程不讓人參與,資訊不讓人知悉,行政霸道的結果,是令委任者拿石頭砸自己的腳。

  今後特區選官必須更加制度化、透明化,當有領導主管出缺,政府選擇新任人選前,可嘗試先諮詢部門內部人員甚至相關公眾的意見,公示有關人選的資歷和專業經驗,讓當局人員先了解出掌部門人選的理念,透過實名或匿名的反饋機制,至少能讓部門人員暢所欲言、發表意見。又或者,可以仿傚公立大學全球招聘校長的模式,組織遴選委員會公開徵召一些部門領導,並在具合適資歷的備選人當中作出選擇。改革方案可以有千百種,但原則離不開透過擴大參與規模和渠道,令選官制度更具認受性,更能站得住腳,實踐與民共議,讓官員成為「市民的官員」。 

(二之二)

原文載於2018年3月23日《訊報》「正本清源」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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