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政府與其追究他人更應檢討自己

文:蘇嘉豪 Sulu Sou

本以為年初司警虐狗風波已暫告一段落,不過,隨著當時有份轉載片段的愛護動物協會主席被控觸犯個人資料保護法,事件掀起反高潮。保安司先是強調控告是由當事人主動提起,再贈其十二字真言:「與其追究他人,更應檢討自己」。黃少澤上場以來,決意修理警務公關形象,因此面對醜聞引發群情洶湧,當然選擇棄卒保帥、極速割蓆。但公關手段背後,相比區區「散仔」,「警鐘長鳴」徹夜未停,法律見解破壞法治,整個政府嚴以律人、寬以待己,公信力每況愈下,似乎更加適用保安司的十二字真言。

圖:Getty Images

藏污納垢文化令公眾猜疑警警相衛

休班警虐狗所為固然令人不齒,亦響起了公眾對警隊不信任的警號。值得深思的是,當初有人首先拍下虐狗過程,為何沒有率先轉交執法部門處理,而是選擇訴諸公眾、在網上廣泛流傳?事後不少意見均質疑,由於案件牽涉警員,若當初只交警方豈不會大事化小、不了了之。事實上,保安司過往已屢遭揭發違法亂紀,涉及洩密、吸毒、包庇黑幫、受賄放生非法入境者等等,若涉事人屬較高職階,尤其是副警司無故缺勤僭逃境外、副警務總長違規豪賭、副局長酒醉處分下屬,絕大多數更無下文,給人「高高舉起、輕輕放下」的感覺。公眾對「警警相衛」的條件反射式印象,其實可大可小。不是對「散仔」大義凜然、訓斥一番,又或者搞幾場節日公關騷,就足以扭轉藏污納垢的警隊文化,關鍵還是在於警權徹底的自我檢討與反省。

「原告變被告」嚴重損害法律公信力

虐狗者反咬動保團體,「原告」竟然變成被告,則是動搖公眾對法律的信任基礎。無論是刑法典或者個資法,若然法律的實踐,要建基於對直接或間接揭密者的懲罰,難免產生包庇違法行為的不良觀感,這是非常糟糕的。站在以法律達致公義彰顯的法治高度來看,也是極不理想的。在科技日新月異、每個人都有可能成為重要傳播媒介的年代,當遇上他人尤其是具有公權力人士涉嫌違法,或者違法行為威脅到自身安全,拿起手機拍下畫面應屬本能反應;但過時的、扭曲的法律見解,卻是一再釋出錯誤警示——不論是否具有正當性,這種本能反應亦可能違法。以刑法典第186條關於洩露他人私人生活事實的規定為例,法律其實明確附加了但書,只要是為了「實現正當及重要公共利益」應當獲豁免處罰,這才體現到制約與保障的法治精神。當「原告變被告」的風氣蔓延,法務部門的自我檢討與反省更見迫切。

特區政府與其追究他人不如檢討自己

警隊也好,法制也好,歸根究底還是取決於政府整體的管治思維。譬如廉政公署再對文化局、旅遊局、氣象局等多個部門的違規行為當頭棒喝,結果一如所料,一些局長砌詞狡辯,反駁廉署的法律理解有誤;一些貴為司長偷換概念,死撐違規非違法甚至只屬瑕疵;更多的是意見接受、態度照舊,用以堵塞漏洞的制度改革無期,令政府貪腐失當常態化。每當政府部門被爆大鑊,受盡公眾千夫所指,政府部門更普遍存在「捉鬼」文化,藉打壓內部僭在揭密者,起殺一儆百之效,試圖推卸和洗脫主管責任,當中絕無反求諸己的自覺;而當公眾以集會、遊行等社會行動方式抗議政府失當,上至特首、司長亦習慣性地不問被抗議根源,轉而在行動過程中挑起事端,無理據之下提訴追究抗議者,公眾要求改進制度、政策不果,卻反遭秋後算帳,這正是社會和官場的可悲實況。

「與其追究他人,更應檢討自己。」對於虐狗的「散仔」來說,保安司長的十二字真言或許太重受不起,倒不如轉贈包括警隊和法務部門的特區政府,作個墨寶牌匾強制特首和各級官員必須高掛辦公室房間,猶如臥薪嘗膽,應該更加實際,也最好不過。

原文載於2017年4月14日《訊報》「正本清源」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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