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和北京對港人入境限制採取兩手策略?

文:蘇嘉豪 Sulu Sou

圖:2009年,成功「試關」的泛民成員在澳門政總前抗議不滿有成員被澳門拒絕入境(維基百科)

多年來,澳門政府對港人採取入境限制措施的隨意性為人垢病。每當有香港朋友提起此事,我總替澳門當局的虛怯和無理感到羞愧。還沒計算其他無辜被拒的一般市民,最近一個受害者是屬於溫和泛民的前立法會議員馮檢基。去年12月31日,打算探望朋友的馮檢基剛抵埗,即被澳門海關扣留、遣返。事件發生的一個月前,11月30日,北京政府剛好透過港府宣佈中國大陸放寬過去對泛民人士實施入境限制的消息,支聯會高層率先領回通行證、暢遊廣州,對照起來尤其諷刺。

正當北京在入境政策上對泛民開所謂綠燈,澳門政府卻一再宣稱「依法辦事」,引用《內部保安綱要法》第17條第1款第4項,濫用實行「警察預防措施」的權力,阻止被隨意定性為「不受歡迎」或「對內部保安的穩定構成威脅」等的非澳門居民入境。回顧這段不太長的歷史,澳門政府肆意拒絕港人入境始於2008年。時任特首何厚鏵的任期剩下最後一年,把握任內就23條立法勢在必行。密鑼緊鼓展開立法工作之際,澳門政府開始高調阻撓包括港大學生、支聯會高層和海外民運工作者在內的人士入境,及後大批泛民人士來澳聲援「反23條」遊行亦相繼遭到遣返。

當年,澳門政府首次亦幾乎是唯一一次,在拒絕港人入境時明確說明:「特區政府根據《澳門基本法》第23條自行立法維護國家安全,履行本身的憲政責任,是特區的內部事務」。可見,23條立法是澳門政府明目張膽濫用其他內部保安法律的「強勁後盾」,往後分別有立法會議員、區議員、大學教授、記者、社工、社運人士、投資基金苦主等,不論在「大時大節」(如勞動節、澳門回歸日、北京領導人訪澳等「政治敏感」時刻),抑或風平浪靜,也不論赴澳性質涉及政治與否,甚至係應公立大學邀請出席學術活動,通通僅憑一紙寫有「因發現台端對『內部保安的穩定構成威脅』」的通知書,在無預警、無理據的情況下,被迫打道回府。

事實上,《內部保安綱要法》第2條第2、3款規定,「僅在維護及確保公眾安全和安寧,係屬絕對必要時方可使用警察預防措施」,而「預防犯罪僅在遵守一般警務規則並尊重個人權利、自由及保障的情況下方可為之」。然而,特別是雨傘運動過後、習近平到訪前夕,澳門政府濫權「鎖關」達到瘋狂程度。除了娛樂記者、歌手助理、背包掛著黃傘飾物的學生,連英文譯名與某位泛民議員雷同的一歲嬰孩,一律難逃被拒入境的命運。更詭異的是,曾經有被拒紀錄的人士不久之後又能成功入境,試過順利入境的亦可能再吃閉門羹,更有能夠暢通大陸卻無法入境澳門的情況。這種具有濃厚人治色彩的隨意性,公然挑戰人權保障的基本原則,剝奪非澳門居民的自由和正當利益,阻截港澳民間正常交流,嚴重損害澳門的整體形象。

澳門政府「揸住雞毛當令箭」,依舊手執龍門任搬的「黑名單」,實行表面上較中國大陸還要嚴厲的港人入境限制,製造港人不敢或不願赴澳闖關的白色恐怖,似乎與北京近月對港「懷柔政策」背道而馳,擺明「倒米」。但想深一層,這會否是北京和澳門對港的兩手策略,分別飾演白臉黑臉。可是目的何在?確實耐人尋味。

原文載於2017年1月30日 《明報》觀點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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