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澳生的公民課

文/蘇嘉豪 (2014-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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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地球圖輯隊

兩岸服貿協議觸發的太陽花學運燃燒超過半個月,學生繼續堅守國會議場,聲言「協議不退回,行動誓不休」。這場矛頭直指對岸黨國資本主義的本土公民抗爭,牽動了不少留學台灣的港澳青年的心。

機器要保養 民主制度亦然

  近半月來,澳門社會對這場學運的評價毀譽參半,充當官方喉舌的傳統媒體把學生衝撞員警的鏡頭放大百倍,又大字標題把運動青年染綠,難怪令不接觸互聯網的中老年社群對之深惡痛絕、一再批評運動是由在野黨所密謀策劃。澳門人每每聽見民主政治,或者當年身邊的人知道我考上台灣大學政治系,腦海裡便馬上閃出臺灣國會瘋狂毆鬥的畫面,儘管事實是我留台四年也沒看過幾次這種場面,但那種亂中有序的民主實踐,確實不被在政治上溫馴如羔羊的澳門人所允許和接受。又或者,在許多民主支持者的心目中,爭取到一人一票全民普選、定期投投票,繼而百分百放心把自己的命運託付代議士,便已經落實了民主的全部,其他脫離法規與制度的行為都被視為不恰當,往往被輕易貼上「過激」、「鬧事」、「別有政治目的」的標籤,「我支持民主自由,但不認同太激進」是他們做夢也能說出的台詞;可是,人們漸漸遺忘了公民在每趟選舉後負責任地繼續參與、監督及制衡,才是鞏固民主制度的關鍵,也就是在必要時踐踏法律的臨界點或索性跳出法律框架,行使直接民權試圖扭轉黨意淩駕民意、行政權不斷自我膨脹、立法機關失去監督能力甚至出賣人民集體意志的失靈狀態。如同這場學運,直接民權的行使往往建基於人民對制度抱持迷惑、對法規不信任和挑戰,還有對社會充滿愛與憧憬,於是期望透過集體違法的佔領行動對其撥亂反正。民主制度是一台有可能把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機器,人民不能妄想把機器買下便能從此後顧無憂、一勞永逸,機器需要定期保養和維修,民主制度也一樣。

遙不可及卻近在咫尺的「公民第一次」

  不過,對連基本的普選也未曾擁有過的澳門人而言,談論民主保養的重大意義,似乎是對牛彈琴,台灣群眾那種渴望民主昇華的熱情更是離我們千百丈遠;但是,有一群人卻有近距離感受、觀察以至親身投入參與這樣一個民主進程的機會,這群「口音怪怪」的青年拿著手機、攝影機、自製標語便走進人群當中甚至運動的最前線,把所目睹的、聽到的、感受到的,隨時隨地向家鄉的人傳達,他們是留學台灣的澳門學子。無論是感官抑或心靈,能有幸成為那原來遙不可及的民主運動的見證者,都是種畢生難忘的震撼。澳門,是台灣留學生的最大來源地,總數超過四千(佔澳門全體大學生將近一半)的學子遍佈各縣各市,曾經包括我在內的在台澳生,大多成長自相對封閉保守、步步為營的政治環境,在那裡,莫說佔領國會議場,連在立法會議事廳丟丟紙飛機,以抗議倒退的民主進程,也絕對不容當權者所接受,甚至有一群危樓苦主,為了對政府的拖延處理表達不滿,選擇在家園門外佔據馬路、紮營露宿,也會引來一群學者、評論人及市民連日進行赤裸裸的輿論審判。

「公民教育你我他,攜手創造樂之家」,印象中是澳門政府每天從大氣電波不間斷放送的口號,我們從少接受的公民教育(讀教會學校的我甚至從未上過公民課)是「不隨地吐痰」、「不亂拋垃圾」、「不大聲喧嘩」等基礎公德教育,至於,人人生而平等的公民權利、公民參與以左右政府決策等核心內容則是隻字不提,就算講到也會避重就輕;然而,與台灣同學聊起自己從未學過憲政體系、三權分立、民主內涵、公民權利…也會讓對方大為驚訝。踏足台灣這片年輕的民主土壤,讓我每天都有實地參與公民課、見證「公民第一次」的機會。三年前,中國蘊釀茉莉花開,適逢京官陳雲林到訪,當時嶄露頭角的陳為廷等二十多人到其入住的酒店外集會抗議,期間遭到員警多次舉牌威嚇清場;兩年前,中資財團併購壹傳媒所引發的爭議越演越烈,來自多所大學的學生組織包圍行政院,通宵留守院外並在早上嘗試突破警方防線,雙方一度激烈推擠;台灣大學對戰後一直住在臺北市紹興社區的居民提告索地,數百學生聯同居民趁校慶典禮進行期間,在校園內發起遊行,高喊「保障居住人權」口號,翌日迫使校長親自現身回應訴求…還有總統和五都選舉的造勢晚會,以及反核、反美牛、爭取同志平權等多場萬人遊行,這一切我都有幸成為參與的一員。

在台澳生不可或缺的一課

  群眾吶喊聲浪的震撼、公民團體多如繁星但分工明細、學術界扛起公共知識份子責任的勇氣、多數員警面對抗議者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的理性克制,甚至是社運參與者在百忙當中仍堅持進行垃圾分類、清理現場…的確對我啟發甚多。即使,這次我未能親臨學運現場,但也為有機會見證並參與其中的在台澳生感到欣喜,只要把所見所聞銘記於心,定必終生受用。可是,每年都有那麼多澳門學子負笈台灣,澳門本地社會似乎未有因他們而有所改變,為什麼?

(二之一)

原文已刊載於 訊報 (2014/04/04)


作為一個澳門青年,無論你的立場如何,能夠以留學生的身份見識(見證)台灣民主政治發展的點滴,也算是種難得的經歷;然而,每年都有那麼多澳門人到台灣讀書,或者說,澳台兩地不同類型人員往來超過半世紀,澳門社會卻似乎沒有因此而有所改變,原因到底在哪?

澳門台灣關係匪淺

  早於上世紀五十年代,台灣的大學校園已開始出現港澳僑生的身影,當時主要以香港人為主,但這數十年累積下來,台灣社會所孕育的澳門學子還是不計其數,他們回流後遍佈澳門各處,有的當大官、有的反政府、有的經商、有的搞工會、有的行醫、有的教書、有的從事社會服務和傳媒工作,也有的住在監獄的獨立囚室…九十年代,葡人治下澳門經濟不景、失業率每創新高,於是大量「澳勞」湧進台灣市場,加上自從一九九五年澳門國際機場落成啟用,航空公司採用「一機到底」的方式,間接打破兩岸無法直接通航的局面,「兩岸便利中轉站」成了澳門在台灣人眼中的新印象,不少台灣人即使沒有入境過澳門,也至少踏足過澳門機場那片禁區。

主權移交後的澳門開放賭權,雖然創造經濟奇蹟,惟生活品質節節倒退,台灣則成了澳門人尋幽探秘的熱門短線旅遊目的地。從留學生、勞工、經商者、旅客,到兩地近年互設官方辦事處,全天候、全方位的往來令澳台關係如日中天。兩個相識良久、關係微妙的地方,相互影響的其實不只為人熟悉的經貿、學術、旅遊、文化藝術等範疇,台灣當地的公民意識乃至民主價值,雖是無形但卻令澳門人感悟良多,特別是澳門的社會爭議無日無之,特別是應對與中國大陸這段若即若離的關係,許多人開始羨慕於台灣許多無法以金錢衡量的社會價值和生活態度,進而不願眼睜睜看著這片民主淨土淪陷失守。觀乎「反服貿」學運引來一眾澳門人隔空聲援,高喊「台灣,不要成為下一個澳門」,這種複雜的心理糾結有誰共鳴?

回首驚覺一池死水

  數千在台澳生接受過當地公民社會至少三四年的洗禮,為數不少更歷經當年專制、封閉、老師下課後會離奇被失蹤的恐怖時代,親眼目睹台灣走向民主化、公民團體如雨後春筍般湧現的轉捩點,即使是後來的八十後學子,享受到前人辛苦帶來的民主果實和自由空氣,理應也有相當強烈的對比和深刻的體會,回流後充當革新本地社會的原動力。正當滿腔熱誠的澳門學子從台灣回流,期望分享自覺優良的部份台灣經驗,卻漸漸認知到,澳門自上世紀六十年代反殖抗爭,政治發展一直處於非常落後的階段,社會革新步伐幾乎陷於癱瘓,至今還停留在百年前珠三角地區小城鎮的家族式管治,經濟層面躍升國際賭城級的同時,政治層面卻長期滯留於未開發的封建小城級。主流社會皆不多談政治,多數人仍認為,政治是少數有權力者的玩意和話題,政府聆聽和接納民意猶如聖上恩賜,靠「蟻民」改革政治簡直是天方夜譚。

學子回流之初,肯定感到渾身不適,明顯看不過眼的除了人情味瞬間冷卻、公民意識普遍較低的生活環境,在我看來,還有不看稿子就連講句完整話也有難度的所謂民意代表,以及由幾百人推舉卻能獨攬大權、號令天下的行政長官,聽得多、看得多,也讓人心情鬱悶。政治生態一池死水,任由學子怎樣對其衝擊,死水始終是死水,理想也終究是理想,時間久了,躍躍欲試的社運先鋒便心灰意冷,內心那團熊熊烈火終被這個缺乏生命力和創造力的主流社會所撲滅,的確,我認識的不少在台澳生每次回家,總是帶著一份「又要回到現實世界」的心情,或者說,一個毫無生命力的城市連一點理想也容不下,回流學子再熱血也是枉然;不過,致力維穩的當權者及其麾下,總不能完全被動般靜候學子自我「糾正」思想,畢竟漏網之魚也有掀起軒然大波的可能,因此,當權者軟硬兼施的主動手段通常在所難免。

軟硬兼施應對澳生

  社交網站越開放、發達,年輕人特別是所接觸到的社會資訊便越來越多元、豐富,同時,對於長期透過資訊箝制或不對稱以獲得管治便利和穩定的當權者而言,社會輿論壓力也與日俱增。正因為社會的未來終究屬於廣大年輕學子,政府有必要著手重新引導他們的價值觀,安插學生組織是其中一個老掉牙的手段。早在白色恐怖時代,於校園安插不同類型的學生組織,對專制的國民黨來說簡直是駕輕就熟。這些組織表面上可能是藝文、康樂聯誼或者讀書會,但本質卻是隸屬於黨的校園特務單位,除了凝聚效忠黨國的年輕勢力,更藉以肅清校內的所有黨外分子,例如下令教育界大舉排斥「成份不良」的學生甚至藉故將其學籍取消。澳門的官商共同體為了有效把持留台學子的忠誠,當然不至於動刀動槍、擺明車馬大搞政治鬥爭,但也離不開安插組織這招,聲稱代表澳門學生的組織遍佈全台各地,大至全國性、小至各所大學裡都有,當仔細觀察,你會發現這些組織的內部文化似曾相識:標榜聯誼暨服務性質,說穿了不是吃喝玩樂,就是唱歌跳舞,絕大多數不聞世事,政治?與我何干!除非政府批出更多活動經費吧。組織也緊隨政府步伐,到處彌漫強調和諧的氣氛,選拔領導人的方式也十居其九都是毫無競爭性的等額選舉,與政府和校友會代表打好關係則不愁畢業後出路。學生未把台灣經驗移植澳門之前,類似的社團文化已經植根在台澳生的圈子,某程度上抹煞其接觸其他多元文化的可能。再者,組織宗旨美其名是加深同處異鄉的同胞情誼,實際上卻自我封閉得讓人還誤以為自己根本沒有出外留學,這種「自己友圍威喂」的埋堆文化,成了年輕人留學台灣卻疏離當地人文社會的罪魁禍首。

軟招過後,總是有少數人依然「冥頑不靈」、堅持原來的批判思維,不惜被指責為麻煩製造者也要打破沈默、痛陳不是、倡議革新,於是維穩者唯有變招,起初約你私下「聊一聊」,「年輕人關心社會是好事,但是…」,對方態度往往萬變不離其中,把學生稍為突出的言論和行動,與學業、工作、人際關係混為一談。猶記得,年前發起爭取在台港澳學生「自由回家」的行動,我們在一個升學輔導會派發傳單,向家長和即將赴台的新生說明當時不合理的出入境程式,「尊貴」的校友會領導路過,立刻上前向我們訓示一番,「有咩事咪坐低慢慢傾囉,你咃喺度做呢啲嘢會影響自己畢業之後返嚟澳門嘅形象,啲家長會覺得喺台灣讀完書就係咁架喇」,在他們指導下的學生組織當然也是沆瀣一氣,盡可能引導學生在思想上切勿「行差踏錯」,他們勸諭不果便對你貼上標籤,例如當時有組織成員公開散播「如果港澳學生爭取到自由出入境,就可能會被視作大陸學生」等謠言,試圖嚇阻支持行動的學生,也希望盡可能把「搞事分子」孤立。我並無誇大其辭,這些情況一直存在,而且存在良久…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面對一個死寂的主流社會,加上一堆如出一轍、猶如倒模的學生組織,在台澳生要突圍而出,偶而享受孤獨,發展出專屬自己的一套獨立思維,絕非容易。不過,既然選擇負笈當地,那就不妨好好上一門公民課,在平日娛樂時間以外,嘗試走出小圈子,多接觸在地文化,多瞭解彼此差異,再深思自己能為澳門社會帶來怎樣的改變。畢竟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想那才是在外留學的意義所在。

(二之二)

原文已刊載於 訊報 (2014/04/11)


2 thoughts on “在台澳生的公民課

  1. 此文章為我帶來了不少反思…曾經我也是文章內提及的在台學生組織領導之一, 並為它貢獻上四分三大學生涯的時間。
    回想當時我與同伴們於思想上其實只單純地為延續整個會的生命作努力, 不斷地依既有的行事曆搞活動、找新人入會, 完全没有實踐到會章中的「任務」:一、維護及爭取在台港澳專上學生之權益;二、促進國內外人仕與在台港澳專上學生之了解與合作;三、 主辦及接受委託辦理有關港澳事務之相關活動;四、代表全國在台港澳專上學生出席本地區或國際會議。

    轉眼間任期就完結了!為何會做成這情況呢?就我自己那幾屆來說,一來交接不足下為搞活動已用盡心力,實在没時間反思;另外有很多學校當年已設立港澳/僑生會,學生遇上問題都基本上透過此自行解決,此時應是我們轉形的良好時機,可惜當日我們於思想上皆似乎欠缺對外交流這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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